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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乡村创客:播下一颗种子,在乡村做公益扶贫_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教育要闻 2020-10-24

时至今日,吴丽娟仍然对四年前招募时看到的那句“年轻人投身一场最出色理想”印象深刻。张雪婷初抵湘西时更是一下子爱上了那里的山清水秀。“从桥上过,俯瞰下面有河经过,远处的山也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外叠”,沈从文的《边城》和亲眼所见的自然美景共同建构出有一种“文学色彩的想象”。

复旦青年记者 王雨晴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 张铭彤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姜辛宜 编辑

2019年1月10日,是2016届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本科生、 “黑土麦田”公益的组织第一批成员吴丽娟在南太村的最后一天。她离开了时,许多村民都前来相送来,有人带给了村里的特产苗绣作为礼物,村里的老师特地写了一份字帖,上书“从南太走向天下”。鞭炮声响起,暮色渐浓,坐着村长的车一路蜿蜒而下,她与这个曾经生活了两年的地方作别。

湘西多山。从南太村驱车上行,约半小时的车程可约边城镇,之后下行,便是同为复旦校友、“黑土麦田”第一批成员的张雪婷曾经驻守过的两个村子:长老村与磨老村。汽车通过公路开到长老村,一条河流将它与篦老村连接起来,张雪婷就与她的同伴们坐船在其间来回。

这三座行政村均下辖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地处湘黔两地交界。吴丽娟与张雪婷两位复旦人作为乡村创客赶赴湘西,用创新思维助力当地发展,在当地埋下了期望的“种子”。

进入乡村,理解乡村

2016年,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吴丽娟从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张雪婷则刚刚结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大三学业。这一年,她们通过黑土麦田的甄选,经培训后成为公益贫困地区专员,也即“乡村创客”。

在这支由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公益组织里,每年都有一批优秀青年经过选拔、培训和资助,到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提高乡亲生计、助力乡村管理,促进乡村大力发展。生长于农村的复旦学子吴丽娟和张雪婷,也选择在毕业之后回到乡村,反哺乡村建设。

本科期间,吴丽娟便接触过生态农业相关实践,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实习则属于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从打造出产品、对外宣传到找寻销售渠道,都累积了一定经验。

年级略低于一些的张雪婷当时则处在人生的迷茫期,抱着“非常想要告诉自己到底能做到得了什么”的态度加入黑土麦田,充满著期待地走出了湘西。

甫入乡村,两位乡村创客都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一家家拜访村民,了解村民家里的生活情况、经济来源,从而大致把握整个村子的状况。

探访有助她们找到适合在当地发展的产业,也让村民们与两位创客很快熟悉起来。她们几乎一有机会就冷水在村子里,不管看见谁都热情地打招呼。张雪婷回想,在前期的走访过程中,平均值每天不会回头六七户人家。二人驻守的村子都属于苗寨,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基本只说苗语,不会普通话。每次与老年人聊天之前,她们都要请求村里有空的年轻人和小朋友拜托翻译成。

现南太村合作社理事长、当地村民吴星记忆犹新:“吴丽娟在我们村里面没一个人不知道,(就连)小孩子都知道。”“吴丽娟人很好。”即便吴丽娟已经离开了两年,南太村的多位村民仍然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作为第一届创客,张雪婷在任期内所体验到的硬件条件相对有些破旧。她和同村的创客们没相同住所,时而住在小镇,时而住在村上的学校里,连睡觉都没相同地点。她调侃自己是不吃“百家饭”的——在村里,每每在饭点时遇到村民,都会被邀到村民家中睡觉。

至今,吴丽娟和张雪婷还与村里的一些人维持着联系,通过微信每隔一段时间互相问候一声,或是在朋友圈互相点拜、评论。

立足本土而创新

吴丽娟与张雪婷都秉持了同样的观念:在经济方面,要寻找一个能持续减免的产业,让村民们在弘扬本地特色的基础上,无需出外打工就能提升收益、改善生活。

张雪婷试着给出了一个答案:苞谷酸。这是一种湘西特色的调味,味道酸辣,由玉米和辣椒一起发酵而成,几乎家家都会用来炒菜、拌饭。

将一种家庭食品变成一种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乃是产品的标准化。过去,苞谷酸都是自家吃,各家各户口味不一,玉米和辣椒的比例各不相同。然而,一旦必须统一销售,这种差异便不可忽视。

另一个问题在于食品的储存。村民们平日将大量成品储存在坛子里,与空气接触的表面更容易腐烂,不吃的时候将表层的腐烂部分丢弃即可。然而,张雪婷回忆,向外销售的产品填装在玻璃瓶里,每一瓶的量很小,第一批产品在运送到北京的途中便有很多“已经敢了”。

经过试验,创客们确认了标准化的制作方法,各项原料有了准确配比,还将原本必要发酵的原料改为炒熟之后再进行调味,在油的洗净下,可以将保质期延长至几个月。

然而,技术的改善并不是最困难的环节,观念的变化更加需要长期希望和精妙交流——符合市场需求的标准化规则与村民对饮食的传统观念不易产生冲突。最开始,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并不解读为什么通过合作社售卖的产品必须展开纸盒,张雪婷于是联系苗族地区的习俗,打了个比方:苗族姑娘出嫁时头上要戴着银首饰,身上要穿着精美的苗绣衣裳,商品的纸盒就像是“出嫁姑娘的时候要装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

张雪婷忘记,在湘西的另一个村里,曾有一位创客同事企图将腊肉作为主打产品贩卖。城里的买家们想卖到肥肉,村民却指出腊肉肥瘦相间才是好腊肉。通过市场的对系统,村民才慢慢开始理解商品经济的规则,按照一定的标准展开腊肉的熏制。在张雪婷显然,这其实“也是村民教育的一部分”。

南太村的吴丽娟则与另外三名乡村创客一起,对村里的多种土特产进行了商品化尝试,其中包括南太高山大米、南太竹笋腊、番茄辣酱等产品,广不受好评。有人购买竹笋腊后带回美国赠送亲友,并继续订购竹笋干作为赠送给客户的礼物。番茄辣酱更是曾收到这样的评价:“南太的番茄辣酱比老干妈、亨氏这些大品牌的都要爱吃。”

为了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村民利益,乡村创客们在驻扎地正式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张雪婷讲解,这是一种村民自治权的群体,国家不会获取一定的补贴,扶植合作社发展特定产业,村民自愿重新加入,根据共同商议的形式进行利润收益。

吴星说明,重新加入合作社之后,农户们不必再趁着一周一次的赶集自己将作物运到山下的村镇中进行贩卖。合作社会进行统一缴纳、加工、销售,且利润更高。过去,村民自己买的大米价格多在每斤2.2元左右,而通过黑土麦田销售的“南太高山大米”价格普遍可以高达5毛钱,超过每斤2.7元。

不仅如此,水稻收割之后的销售工作,创客们也大力插手。村民收割完水稻晒干后,黑土麦田不会组织上门缴纳,再将稻谷载运到小镇的加工点展开进一步的处理和包装。一位2018年加入合作社的独居老人表示,自己得了病,身体很弱,做到不动水稻收割期间的这些体力工作,正是看到了黑土麦田给合作社村民带给的方便之后,选择了重新加入。

合作社也为村民获取了短期的工作机会。商品的纸盒需要人工完成,合作社便从村民中召募临时工,按件数计费,平均每人每天可以赚取80元左右的收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湘西州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农村居民收益为9183元,按照当年232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40元,合作社需要获取的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平均值水准。

在南太村,2016年合作社成立之初只有13名成员,到了吴丽娟离开了的2018年年底,已经有超过一百户人家重新加入。换言之,全村200余户村民中,接近半数不愿通过年长创客们正式成立的合作社进行农产品销售。

理想主义与现实的调和

时至今日,吴丽娟仍然对四年前招募时看到的那句“年轻人投身一场最出色理想”印象深刻。张雪婷初返湘西时更是一下子爱上了那里的山清水秀。“从桥上过,眺望下面有河经过,远处的山也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外叠”,沈从文的《边城》和亲眼所见的自然美景共同建构出一种“文学色彩的想象”。

然而,在理想主义的初心之外,乡村创客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层面的种种因素。

“经济是涉及到一个人的非常核心的利益的,如果你想做一个合作社、做到一个产品的话,它就必然会牵涉到到一个问题,就是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的矛盾。”

张雪婷介绍,一些村民不会希望尽快从合作社中把利润明确提出来,把钱拿到手,做一次性交易。但倘若将这些资金回到合作社的资金池中,会有更大的潜力赚利润。她认为,扶贫不意味着单纯投放金钱分得贫困户,让资金与人的关系“活一起”,才能让村民长期受益。

在硬性的收入增长之外,创客们也希望需要给村民们带给一些软性的进账。在张雪婷看来,“合作社是以村民为主体的,他们具有主导地位,是具有决策权的”,因此,村民意识的培养举足轻重。此外,决策能力、领导能力、判断能力、商业视野,都是创客们期望教给村民的能力。

现实是,村民们缺乏专业技能、不擅长于连结社会资源,也往往缺乏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对市场环境的了解。作为“乡村创客”,大部分成员的任期都是两年。吴丽娟指出,虽然两年的时间已经很长,且驻扎于当地也有助于成员们深入开展工作,但如果想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自我赋能的经济模式,“两年有可能太短了”。张雪婷深表尊重。

吴丽娟和其他创客同事们曾规划过一张更宏大的蓝图——他们计划为合作社修筑一个实体工作坊,在这里展开商品的包装、存放在等工作,避免再闲置村委会和村民自住房的空间。由于获得了企业和政府的资助,工作坊的建设最初还算得上成功,2018年中,按照外请专业人士所绘制的图纸,平整土地、建造地基的工作已在逐步推进。

然而,企业投资临时撤资,资金链断裂,刚刚辟好地基的工作坊被迫复工。直到两年后,地基上仍然是一片荒凉,盖满土石,杂草丛生。

吴星回忆起吴丽娟当时为了建设工作坊而四处奔走,感慨不已。黑土麦田的成员们先后在南太村逗留了三年多的时间,2019年下半年,村里的最后一名创客离开了。然而,村民自治权的共同体尚未成型,就连原本发展顺利的合作社也被按下了暂停键,停滞至今。

谈及创客们离开南太村之后的情况,吴星不禁苦笑:“我们这儿没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带领人,做不了(合作社)。” 之前建设工作坊所借贷的资金和获得的政府资助,在项目终止后亦引发了一些财政问题。合作社每年需要偿还债务一部分的农业基金债务,目前不出经营状态、无法盈利的合作社账户上只有村民的本金,想要偿还债务实属有心无力。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吴星逐渐开始认识合作社的财政情况,与其他村镇的创客、村第一书记、农业局领导等多方调停,试图解决这一遗留问题。他无奈地回应,这个事情不解决问题,南太村合作社很难发展下去。

在磨老村,新的一批的乡村创客们仍然在希望为乡村做出改变。张雪婷离开了以后,苞谷酸项目仍在持续展开,但她在当地校园中组织的棒球队由于资源缺乏,日渐沉寂下来。

虽然二人理想中的乡村建设计划并没全部构建,但她们显然已经为乡村带给了一些转变。这不仅仅在于带给多少减免,更是观念上的一种变化。吴丽娟在南太生活的两年间逐渐看到,村民们“对于南太这个品牌已经有了一种认同感,这让他们都很有荣誉感”。

“南太让我更深信,一些乡村是可以转变的……只是说道需要一些纽带,”吴丽娟指出,贫困地区公益项目就像一条条纽带链接城乡,为乡村提供发展的可能性。

张雪婷还忘记在篦老村的一件往事。那是一个周末,她组织学校的孩子们一起打棒球,住在河对岸的学生们好久都不见踪影,她便站到河边去等。孩子们从河对岸跑过来,一边跳下河,一边大声喊着:“老师!老师我们来了!”

棒球队虽然已经改办,但在张雪婷的希望中,这项运动能让孩子们走出生活里的苦恼,留给美好的回忆。

她用“像一颗种子”比喻这一切——种子了解泥土,根系一路向上钻,不断生长,不断分支,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养分之后才会破土而出。通过公益贫困地区,张雪婷与吴丽娟两位创客为乡村发展带给了崭新的可能性,而这一力量仍在不断积聚。

微信编辑丨罗 皓

责编丨甲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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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复旦乡村创客:播下一颗种子,在乡村做公益扶贫》

读者原文

原创 张铭彤 复旦青年时至今日,吴丽娟仍然对四年前招募时看到的那句“年轻人投身一场最出色理想”印象深刻。张雪婷初抵湘西时更是一下子爱上了那里的山清水秀。“从桥上过,俯瞰下面有河经过,远处的山也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外砌”,沈从文的《边城》和亲眼所见的自然美景共同构建出有一种“文学色彩的想象”。复旦青年记者 王雨晴 报道复旦青年记者 张铭彤 主笔复旦青年记者 姜辛宜 编辑2019年1月10日,是2016届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本科生、 “黑土麦田”公益的组织第一批成员吴丽娟在南太村的最后一天。她离开时,许多村民都前来相送,有人带给了村里的特产苗绣作为礼物,村里的老师特地写了一份字帖,上奏“从南太走向天下”。鞭炮声听见,暮色渐浓,坐着村长的车一路蜿蜒而下,她与这个曾经生活了两年的地方作别。湘西多山。从南太村驱车下行,约半小时的车程可达边城镇,之后下行,便是同为复旦校友、“黑土麦田”第一批成员的张雪婷曾经驻守过的两个村子:长老村与篦老村。汽车通过公路进到长老村,一条河流将它与篦老村连接起来,张雪婷就与她的同伴们乘船在其间穿梭。这三座行政村均辖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地处湘黔两地交界。吴丽娟与张雪婷两位复旦人作为乡村创客奔赴湘西,用创新思维助力当地发展,在当地埋下了期望的“种子”。转入乡村,解读乡村2016年,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吴丽娟从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张雪婷则刚刚结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大三学业。这一年,她们通过黑土麦田的甄选,经培训后沦为公益扶贫专员,也即“乡村创客”。在这支由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的全国性公益的组织里,每年都有一批优秀青年经过选拔、培训和资助,到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改善乡亲生计、助力乡村管理,促进乡村大力发展。生长于农村的复旦学子吴丽娟和张雪婷,也自由选择在毕业之后返回乡村,反哺乡村建设。本科期间,吴丽娟便认识过生态农业涉及实践中,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进修则属于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从打造产品、对外宣传到找寻销售渠道,都积累了一定经验。年级略低于一些的张雪婷当时则处在人生的迷茫期,抱着“非常想要告诉自己到底能做得了什么”的态度重新加入黑土麦田,充满著期待地走出了湘西。甫入乡村,两位乡村创客都不约而同地做到了一件事:一家家拜访村民,理解村民家里的生活情况、经济来源,从而大致把握整个村子的状况。▲南太村一位独居贫困户老人的住房/图源:复旦青年记者张铭彤探访有助于她们找到合适在当地发展的产业,也让村民们与两位创客迅速熟悉起来。她们几乎一有机会就冷水在村子里,不管看到谁都热情地交谈。张雪婷回忆,在前期的探访过程中,平均每天不会回头六七户人家。二人驻扎的村子都属于苗寨,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基本只说苗语,不会普通话。每次与老年人聊天之前,她们都要请村里有空的年轻人和小朋友帮忙翻译成。现南太村合作社理事长、当地村民吴星记忆犹新:“吴丽娟在我们村里面没一个人不告诉,(就连)小孩子都告诉。”“吴丽娟人很好。”即便吴丽娟已经离开了两年,南太村的多位村民仍然不假思索地得出了这样的评价。作为第一届创客,张雪婷在任期内所体验到的硬件条件相对有些简陋。她和同村的创客们没有固定住所,时而住在小镇,时而住在村上的学校里,连吃饭都没相同地点。她调侃自己是吃“百家饭”的——在村里,每每在饭点时碰到村民,都会被邀到村民家中吃饭。至今,吴丽娟和张雪婷还与村里的一些人维持着联系,通过微信间隔一段时间互相问候一声,或是在朋友圈互相点赞、评论。▲张雪婷协助篦老村村民挖红薯/图源:被访者立足本土而创新吴丽娟与张雪婷都秉持了同样的观念:在经济方面,要找到一个能持续增收的产业,让村民们在弘扬本地特色的基础上,需要出外打零工就能提升收入、改善生活。张雪婷试着得出了一个答案:苞谷酸。这是一种湘西特色的调味料,味道酸辣,由玉米和辣椒一起发酵而出,几乎家家都会用来炒菜、拌饭。将一种家庭食品变为一种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产品的标准化。过去,苞谷酸都是自家吃,各家各户口味不一,玉米和辣椒的比例各不相同。然而,一旦需要统一销售,这种差异便不可忽视。另一个问题在于食品的储存。村民们平日将大量成品储存在坛子里,与空气接触的表面更容易腐坏,吃的时候将表层的腐坏部分弃置即可。然而,张雪婷回忆,向外销售的产品分装在玻璃瓶里,每一瓶的量较小,第一批产品在运送到北京的途中便有很多“已经敢了”。经过试验,创客们确定了标准化的制作方法,各项原料有了精确配比,还将原本必要发酵的原料改为拌之后再进行调味,在油的洗净下,可以将保质期延长至几个月。然而,技术的提高并不是最困难的环节,观念的变化更加需要长期希望和精妙沟通——满足市场需求的标准化规则与村民对饮食的传统观念不易产生冲突。最开始,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并不解读为什么通过合作社贩卖的产品必须展开纸盒,张雪婷于是联系苗族地区的习俗,打了个比方:苗族姑娘娶妻时头上要戴银首饰,身上要穿着精致的苗绣衣裳,商品的包装就像是“出嫁姑娘的时候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过来”。张雪婷忘记,在湘西的另一个村里,曾有一位创客同事企图将腊肉作为主打产品贩卖。城里的买家们不想卖到肥肉,村民却认为腊肉肥瘦相间才是好腊肉。通过市场的反馈,村民才慢慢开始解读商品经济的规则,按照一定的标准展开腊肉的熏制。在张雪婷看来,这其实“也是村民教育的一部分”。南太村的吴丽娟则与另外三名乡村创客一起,对村里的多种土特产进行了商品化尝试,其中还包括南太高山大米、南太竹笋腊、番茄辣酱等产品,广不受赞誉。有人出售竹笋干后带回美国赠送亲友,并继续采购竹笋腊作为送给客户的礼物。番茄辣酱更是曾接到这样的评价:“南太的番茄辣酱比老干妈、亨氏这些大品牌的都要好吃。”▲黑土麦田在南太村打造出的特色农产品/图源:复旦青年记者张铭彤为了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确保村民利益,乡村创客们在驻扎地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张雪婷介绍,这是一种村民自治的群体,国家会提供一定的补贴,扶植合作社发展特定产业,村民自愿重新加入,根据共同商议的形式进行利润收益。吴星解释,加入合作社之后,农户们不必再趁着一周一次的赶集自己将作物运到山下的村镇中展开售卖。合作社会进行统一收取、加工、销售,且利润更高。过去,村民自己买的大米价格多在每斤2.2元左右,而通过黑土麦田销售的“南太高山大米”价格广泛可以高达5毛钱,达到每斤2.7元。不仅如此,水稻收割之后的销售工作,创客们也大力插手。村民收割完了水稻晒干后,黑土麦田会组织上门缴纳,再将稻谷载运到小镇的加工点展开进一步的处置和包装。一位2018年重新加入合作社的独居老人回应,自己得了病,身体弱,做一动水稻收割期间的这些体力工作,正是看到了黑土麦田给合作社村民带来的便利之后,选择了重新加入。合作社也为村民提供了短期的工作机会。商品的包装需要人工已完成,合作社便从村民中招募临时工,按件数计费,平均每人每天可以赚80元左右的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湘西州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农村居民收入为9183元,按照当年232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的平均收入将近40元,合作社需要提供的收益已经大大多达平均值水准。在南太村,2016年合作社成立之初只有13名成员,到了吴丽娟离开了的2018年年底,已经有超过一百户人家加入。换言之,全村200余户村民中,接近半数愿意通过年长创客们成立的合作社展开农产品销售。理想主义与现实的调和时至今日,吴丽娟仍然对四年前招募时看到的那句“年轻人投身一场最出色理想”印象深刻。张雪婷初抵湘西时更是一下子爱上了那里的山清水秀。“从桥上过,眺望下面有河经过,远处的山也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外叠”,沈从文的《边城》和亲眼所见的自然美景共同建构出有一种“文学色彩的想象”。然而,在理想主义的初心之外,乡村创客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层面的种种因素。“经济是涉及到一个人的非常核心的利益的,如果你想做一个合作社、做一个产品的话,它就必然会牵涉到到一个问题,就是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的矛盾。”张雪婷讲解,一些村民不会期望尽快从合作社中把利润提出来,把钱拿到手,做到一次性交易。但倘若将这些资金留在合作社的资金池中,会有更大的潜力赚利润。她指出,扶贫不意味着单纯投入金钱分给贫困户,让资金与人的关系“活起来”,才能让村民长期受益。在硬性的收益快速增长之外,创客们也希望需要给村民们带给一些软性的收获。在张雪婷看来,“合作社是以村民为主体的,他们具有主导地位,是具有决策权的”,因此,村民意识的培育举足轻重。此外,决策能力、领导能力、判断能力、商业视野,都是创客们期望教给村民的能力。▲水稻是南太村内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图源:复旦青年记者张铭彤现实是,村民们缺少专业技能、不擅长联结社会资源,也往往缺少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对市场环境的理解。作为“乡村创客”,大部分成员的任期都是两年。吴丽娟指出,虽然两年的时间已经很长,且驻守于当地也有助成员们深入开展工作,但如果想要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自我赋能的经济模式,“两年有可能太短了”。张雪婷深表认同。吴丽娟和其他创客同事们曾规划过一张更宏大的蓝图——他们计划为合作社修建一个实体工作坊,在这里进行商品的包装、存放等工作,避免再占用村委会和村民自住房的空间。由于获得了企业和政府的资助,工作坊的建设最初还算得上顺利,2018年中,按照外请专业人士所绘制的图纸,平整土地、建造地基的工作已在逐步推进。然而,企业投资临时撤资,资金链脱落,刚刚辟好地基的工作坊被迫停工。直到两年后,地基上仍然是一片荒凉,盖满土石,杂草丛生。吴星回忆起吴丽娟当时为了建设工作坊而四处奔走,感慨不已。黑土麦田的成员们先后在南太村逗留了三年多的时间,2019年下半年,村里的最后一名创客离开了。然而,村民自治权的共同体尚未成型,就连原本发展顺利的合作社也被按下了暂停键,衰退至今。谈及创客们离开南太村之后的情况,吴星不禁苦笑:“我们这儿没一个核心人物,(没有)率领人,做不了(合作社)。” 之前建设工作坊所借贷的资金和取得的政府资助,在项目终止后亦引起了一些财政问题。合作社每年需要偿还债务一部分的农业基金债务,目前不出经营状态、无法盈利的合作社账户上只有村民的本金,想偿还债务实属有心无力。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吴星逐渐开始认识合作社的财政情况,与其他村镇的创客、村第一书记、农业局领导等多方调停,试图解决问题这一遗留问题。他无奈地表示,这个事情不解决问题,南太村合作社很难发展下去。在篦老村,新一批的乡村创客们仍然在努力为乡村作出转变。张雪婷离开以后,苞谷酸项目仍在持续展开,但她在当地校园中的组织的棒球队由于资源缺少,日渐沉寂下来。▲篦老村的部分创客与村民合影(中间为张雪婷)/图源:被访者虽然二人理想中的乡村建设计划并没全部构建,但她们确实已经为乡村带给了一些转变。这不仅仅在于带给多少增收,更是观念上的一种变化。吴丽娟在南太生活的两年间逐渐看到,村民们“对于南太这个品牌已经有了一种认同感,这让他们都很有荣誉感”。“南太让我更坚信,一些乡村是可以转变的……只是说道必须一些纽带,”吴丽娟指出,扶贫公益项目就像一条条纽带链接城乡,为乡村获取发展的可能性。张雪婷还记得在篦老村的一件往事。那是一个周末,她的组织学校的孩子们一起打棒球,住在河对岸的学生们好久都不见踪影,她便车站到河边去等。孩子们从河对岸跑过来,一边跳下河,一边大声喊着:“老师!老师我们来了!”棒球队虽然已经改办,但在张雪婷的期望中,这项运动能让孩子们走出生活里的苦恼,留下美好的回忆。她用“像一颗种子”比喻这一切——种子了解泥土,根系一路向下钻,不断生长,不断分支,只有在积累了充足养分之后才会破土而出。通过公益扶贫,张雪婷与吴丽娟两位创客为乡村发展带给了崭新的可能性,而这一力量仍在不断积存。微信编辑丨罗 皓责编丨乙腊初往期精彩讨厌此内容的人还喜欢原标题:《复旦乡村创客:播下一颗种子,在乡村做到公益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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